災難頻傳，是世界變糟了，還是我們看世界的方式變了？

我們的感覺往往是真實的，但並不總是準確的。當我們感受到「天災變多了」、「世界愈來愈亂」，很可能是資訊曝光的結果，而不是真實世界的惡化。

根據聯合國減災辦公室（UNDRR）統計，過去二十年（2000–2019）的天災數量確實比前二十年（1980–1999）高出近一倍，但這樣的增加並不代表地球變得更危險。首先，報災系統、監測科技和全球媒體網絡的進步，使得過往無法被即時報導的小規模災害，也能迅速被全球知曉。

同時，心理學中的「可得性偏差」（availability heuristic）指出，當某些事件被媒體頻繁報導、或以聳動方式呈現，我們便更容易高估其發生機率。也就是說，並不是災難變多了，而是我們「看到」的變多了。

氣候危機的現實：不能忽視的警訊

儘管感知可能受到資訊影響，這並不表示我們可以否定全球性的氣候變遷。從2000年以來，極端高溫事件的發生頻率與強度都呈現上升趨勢。例如，2023年北美多地氣溫突破攝氏50度，歐洲也頻繁爆發熱浪，這些不尋常的氣候現象，確實是全球暖化的可見後果。

根據IPCC（聯合國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）的第六次報告指出，若碳排放無法有效減緩，本世紀中將面臨更多極端氣候事件，包括洪水、乾旱與森林大火。而這些自然災害，往往引發次生危機，例如糧食短缺、人口遷徙與政治不穩，間接加劇社會的焦慮感與危機意識。

簡言之，我們確實正處於一個「風險被放大也同時被真實增強」的矛盾時代。

從媒體機制看焦慮的擴散

現代人獲取資訊的方式，與過去相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傳統媒體多為編輯篩選過的內容，而今日的社交平台則是演算法驅動，優先推播「高互動、高情緒波動」的訊息。

這意味著，一則自然災害的畫面，若搭配情緒性語言與恐慌標題，更容易被廣傳與放大。在這種資訊環境中，即便是千里之外的災難，也可能令我們產生近身危機感。

心理學研究亦發現，持續接收災難性新聞，容易引發「次級創傷壓力」（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），尤其在沒有實際參與事件卻不停接收負面資訊的情況下，焦慮、無助與麻木感會逐漸累積。

個人生活中的「世界變壞感」：微觀焦慮的疊加

除了宏觀層面的災難與媒體機制，個人層面的生活壓力也會強化我們對「世界變壞」的認知。經濟壓力、職場不穩、社交疲乏、疫情後遺症等，都可能令我們感覺到生活愈來愈難過，而將這種內在壓力投射到外在世界。

舉例而言，一位在香港工作的年輕人，可能每日要面對高壓快節奏的工作環境，房價高企，未來充滿不確定；當他同時在社交媒體上看到各地水災火災新聞，這種「世界失控感」便更容易觸發，產生深層無力與焦慮。

這正如精神科醫師 Viktor Frankl 所說：「人之所以痛苦，不僅來自外在事件，而是來自對事件的詮釋與意義賦予。」

我們可以做些什麼？從焦慮轉向行動

面對一個看似混亂與不安的世界，若只是無止境地接收負面資訊，將會陷入「行動癱瘓」（action paralysis）的狀態。我們需要建立一種更有力的回應方式，而非純粹接受焦慮。

以下是三個實際可行的心理與生活建議：

1. 有意識地管理資訊攝取
每天選擇一至兩個值得信賴的新聞來源，限定時間閱讀，避免「災難沉浸式追蹤」。亦可在手機中安裝屏幕時間監控 app，減少被動滑手機時間。

2. 鍛鍊「心智免疫力」
可以透過靜觀練習（mindfulness）、寫日記、自我反思等方式，讓自己與情緒保持一點距離，看清哪些是自己能控制的，哪些是不可控但可因應的。

3. 聚焦在個人能影響的層面
例如參與本地社區的環保行動、加入防災義工團隊、培養簡約永續的生活方式，這些都是將焦慮轉為行動的具體做法。

混亂中的清醒，是最稀有的能力

世界真的變得更糟了嗎？某程度上，是的。氣候危機是真實存在，社會分化日益明顯，生活節奏快速且壓力沉重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們對災難的感知，也深受媒體機制與心理認知所影響。若我們不自覺地沉浸於焦慮與恐懼之中，很容易把每一則新聞當成世界末日的預告。

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對災難的關心，更是對資訊的覺察，以及對心理反應的理解。在資訊過載的時代，真正的力量，往往來自內在的平靜與行動的決心。

即使天災不斷，我們仍可選擇以清醒的姿態面對世界，並在混亂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秩序。從理解開始，建立理性希望。